人才问题,关键还是解放人才

 作者:王辉耀    116

虽然“君子不言利”,然而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张伟平委员的两条建议却都与待遇有关:一是提高长江学者津贴,二是提高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奖金。连续几年,他一直重申类似的主张。

  1993年,留学回国的张伟平成为一名助理研究员,每月工资200多元,难免会为生活问题消耗不少精力。5年后出现的国内第一个特聘教授项目“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让这位自称“书呆子”的数学家从柴米油盐中解放出来,专心治学,成绩斐然。回顾自身经历,他感慨道:对人才投资,相当于“雪中送炭”。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令国人深感焦虑。但张伟平院士认为,反省的同时不必悲观。他举例说,即将召开的201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中国科学院院士彭实戈将成为中国大陆首位最高规格的1小时报告人,另有5位中国大陆学者作45分钟邀请报告,他们均是长期在本土学习和工作的杰出数学家,受过国家各类人才项目的资助。

  张伟平说:“只要我们把人才政策落到实处,只要广大青年教师能够安居乐业,相信大量人才的涌现是可以期待的。中国这么多人,如果有合适的土壤,不怕人才不冒出来。”

  从人口大国到人才资源强国有多远

  全国两会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审议了新中国第一份《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会议指出,编制《纲要》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战略选择”。

  据悉,两会过后,我国将召开第二次人才工作会议,《纲要》也将随之公布。

  参与《纲要》编制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江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历时两年编制的《纲要》,与已经发布的科技发展规划、正在征求意见的教育发展规划之间,是紧密衔接的上下游关系。科技规划勾画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蓝图,人才规划提出了建设人才资源强国的愿景,教育规划则要提供充分的人才资源。

  2003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首次将人才强国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提出把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化为“人才资源强国”。

  即将实施的《纲要》更进一步,提出了“人才优先”的观点,强调人才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是科学发展的第一资源。

  “‘人才优先’应该是这次规划的核心,要把人才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吴江说,“人才优先”首先体现在投入上的优先,其次是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上项目时首先考虑有什么样的人才,规划时首先考虑怎样培养队伍。

  虽为头号人口大国,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总量均列世界之首,中国却苦于人才匮乏。2007年,我国劳动人口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只有8.6%。全国人口中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力资源接近8亿,当中有知识、技能的人才资源,约为1.04亿,仅占劳动力的八分之一。而早在2000年,美国的人才资源就占劳动力的65%。

  从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来看,2007年中国的数字仅为17%,而发达国家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都较高,美国在60%以上。

  此外,中国还是最大的人才流失国之一,1979年到2008年间,出国留学的近140万人中只有39万人回国。《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综合报告》显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2006年取得美国博士学位的人数,比当地任何一所大学都要多,被美国《科学》杂志形容为“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著有《人才战争》一书的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多次呼吁,如果政府的人才培养变成“为他人作嫁衣”,巨额教育投入成了对发达国家的教育补贴,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就会出现问题。他指出,中国外汇储备和经济总量都非常庞大,不缺硬件,只缺人才,已经到了“遏制人才流失、取出海外人才储蓄、主动吸引与争夺外籍顶尖人才的阶段”。

  高层次和高技能人才同样重要

  两会前夕,一则关于大学生就业的新闻引人关注:山东省济南市招聘的5名大学生掏粪工,通过半年试用期正式上岗。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泰安东方计算机学校校长王元成对记者感叹道:“学校专业设置上,应该考虑怎么从社会需要出发,从国家的产业战略布局出发。”

  曾是一名打工青年的王元成代表说,社会的目光不能仅仅放在那些高精尖的人才身上,更应该关注普通的劳动者,关注怎样使他们成为合格的“撑起明日中国”的人才,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各尽其才。

  2003年,中央提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点是“高层次人才”。据全国政协委员吴江介绍,今后的重点由“一高”变为“两高”,即高层次、高技能。

  正如钱学森先生生前所警告的,我国拔尖人才稀缺,“按照测算,我们现在有4000多万名科技人员,其中创新型科技人才也就是在1万人左右”。还需注意的是,我国科研人员逾三分之二留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等非生产领域,发达国家恰恰相反,主要分布在企业。

  几年前有数据显示,在158个国际一级科学组织及其包含的1566个主要二级组织中,参与领导层的中国科学家仅占2.26%。国外一项针对工程师合格率的研究认为,中国在61个国家中排在第57位。

  而在高技能人才方面,中国社科院2009年度中国人才报告称,我国制造业从业人员有1.4亿人,其中技术工人约占一半,在这7000万名技术工人中,初级工占60%以上,中级工占35%,高级工以上仅占4%。日本、德国等国的技术工人中,高级工以上的人才达到40%。

  今年年初,各地又见“民工荒”。吴江认为,“民工荒”固然反映了经济复苏,也反映出一个现象,即没技术的劳动力找不到岗位,需要技术的岗位招不到人,大量劳动力的闲置和大量岗位的缺人,这将是长期并存的问题。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我国将支持部分高校试点开展拔尖人才培养改革,逐步推行免费中职教育,强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以加强“两高”人才的培养。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发挥人才效益

  吴江对记者指出,破解人才资源的质量、结构等问题,最大的障碍在于体制机制。

  《纲要》提出,今后的指导方针是“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用为本,创新机制,高端引领,整体开发”,强调要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实施更开放的人才政策。

  吴江告诉记者,从体制来讲,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作用,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政府要转变职能,让用人自主权充分落到用人单位,让人才能够流动到有需要的地方去。机制方面,应体现“以用为本”,最大程度地发挥人才的效益。

  “管理部门不是管人才,是解放人才。我们不能总想怎么把人管‘死’,而是应该想怎么把人的智慧、才能解放出来,让每个人实现效益最大化。”吴江说,制度的制定应与人才的解放相联系,解放人才就是解放生产力。

  吴江坦言:“目前很多制度都把人‘捆’住了。我们要引导人们去干工作,作贡献,发挥聪明才智,而不是引导人去找关系,熬年头,拉选票。要从人才发挥作用的需要出发,设定一些评价、选拔、激励机制。”

  2003年,中央提出“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选人才。吴江认为,如今出现了更多的“唯”,如招聘时先看应聘者是什么学校、是否留学,这种简单化的条条框框越定越多,损失的是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如职称评定中,外语水平、论文发表是硬性要求,这未必符合各行各业的规律。

  吴江透露,《纲要》中含有一套可供评估的人才发展指标体系,用于衡量人才事业的发展程度。“老百姓都知道GDP,我们常说‘绿色GDP’,今后也要有‘人才GDP’。”人才强国指标体系除了考察人才的数量、质量、结构情况,在人才对社会的贡献度,以及教育投入等环境因素上,都有硬性指标。这些标准既具国际通用性,也兼顾了国情。今后,中央可能针对“人才GDP”建立责任制,让各级党-全球品牌-全球品牌网-网-委、政府做第一责任人。

  在“以用为本”方面,《纲要》还提出“人才国际化”,用好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

  目前,教育部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百千万人才工程”等,都已成为广纳人才的品牌项目。去年,中央又实施了“千人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在吴江看来,这类人才项目已经产生示范效应。“以前各地都争项目,现在各地都在效仿中央,先争人才。”

  中科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院士认为,随着“千人计划”等措施的开展和各类人才回归通道的打通,将带来新一轮的“海归”潮。

  “谁来撑起明天的中国?人才!这是毫无疑问的。”吴江对记者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翰的说法更加形象:中国转变增长方式需要新的“两弹一星”,“两弹”就是“科技体制创新”和“教育体制创新”,“一星”就是“人才”。

王辉耀
 放人 解放 关键 人才 还是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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