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英语培训出身的知名作家罗永浩准备做手机了，这个消息一经公布就引来无数怪异的眼神和海量口水。罗永浩之所以引人关注，在于他的多重身份：英语老师、演讲达人、知名博客、意见领袖，在成为北漂之前，他也从事过“软件贸易”行业。正是这种丰富的人生经历，让他横跨多个领域，引来粉丝无数，先后树敌若干。

　　所以，当他决定像雷军那样创立自己的手机品牌、进军“高科技”领域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凭什么？”

　　这种质疑在当下中国的创业大潮中并不稀缺，甚至已经到了“通货膨胀”的地步。“半吊子”罗永浩暂且不提，雷军是最好的例子。去年有中关村“劳动模范”之称的雷军宣布创办小米手机的时候，被人讥笑为“雷布斯”。要知道，雷军在中国IT产业已有超过20年的从业经验，无论创业还是投资，无论资金还是资源，都是罗永浩无法与其相提并论的，但还是收获了无数白眼和嘲讽。当然，准备做手机的罗永浩可能也不愿意与雷军相提并论，这是题外话。

　　自从做了小米手机之后，雷军在各种场合讲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宽容失败”。对一个40岁之后开始新的创业历程的人来说，这是真实的内心感受。按理说，雷军既不缺钱也不缺名，但他还是怕，怕的不是失败，而是失败前后的唾沫星子。

　　不知道特立独行的罗永浩怕不怕失败，但以目前的反应来看，他至少不怕唾沫星子。其实，无论他们怕与不怕，都改变不了一个现实：在眼下中国要想做点有难度的事情，除非偷偷摸摸，否则定会被绑上质疑的“烧烤架”。创业更是如此，有人觉得你是外行，有人觉得你是逆流而上，还有人刨你祖坟、给你的过去和未来一块打包，然后盖棺定论。

　　这种遍布网络、媒体、沙龙、论坛、咖啡馆和餐桌的种种质疑，正在成为中国创业文化的一种基因。有人说中国的创业缺少创新，但在创业文化的“建设”上，我们的“原创性”显然早已走到了硅谷的前面。从投入产出比的角度看，创新的本质是冒险，这意味着要做别人不愿做、不敢做的事情，而且成功率极低。所以，当下中国的创业文化是，当自己不愿冒险、不能冒险去做创新的时候，调侃他人的冒险就成为了一种成本极低、眼球效应极高的“自美行为”。所谓自美，就是把自己的口舌之快建立在别人的努力之上——我做不到的事情，谁也做不到。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除了山寨，根本就没什么创新，所以也就无所谓冒险。但现在的问题是，很少有人关心事实判断，更多人是价值判断。不管是不是山寨，不管有没有创新，一个创业者只要启动一个项目，就会迅速有人围观做看戏状。价值判断的一个标准就是这个事到底有没有意义以及究竟有多大意义。这种意义其实分为内部性和外部性。内部性就是对创业者(员工、股东)的价值何在，外部性就是对其他人(用户、社会)的价值何在。

　　事实上，热爱围观质疑的群众，大多是从外部性的价值来判断的，即这个事成不了，做也白做，所以没啥意义。但从内部性来讲，这是创业者自己的选择，他们做成了，当然对社会有贡献、有价值，但你不能说没做成就危害社会、危害人类。换句话说，创业成功的价值可以与社会分享，而创业失败的后果只能自己独吞。

　　乔布斯做手机叫神话，雷军做手机叫模仿，罗永浩做手机叫不靠谱。这种逻辑的背后其实是简单粗暴的符号错位，因为乔布斯做的手机不是雷军要做的手机，雷军做的手机也不是罗永浩要做的手机。

　　最重要的是，创业本身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成功是偶然的，失败是必然的。对成功的极度渴望，加剧了对失败的极度恐慌，这是当下社会的真实写照。这种氛围投射到创业领域，就变成了成功必须是自己的、失败必须是别人的。在硅谷，Loser是间歇性的，所以才成就了乔布斯的卷土重来；而在中关村，一旦一个人创业失败，就会冒着永久被贴上“Loser”标签的风险。这种后果是，很多人不愿意冒险创新，所以模仿、山寨之风大行其道，所以会有更多的“Loser”涌现，所以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冷嘲热讽的队伍中来。
　　对于中国稚嫩的创业文化来说，这是个死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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