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食物结构的变迁，消费者在食物上的花费越来越多，农民得到的食物价值却越来越少

　　2007年9月，在美国中北部做农场调查时，我有一晚住在艾奥瓦州的农民Gary家。Gary只耕作2英亩土地，是一个小型的社区支援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简称CSA）农场。

　　晚餐中，我们谈起了食物收益的分配结构。Gary深有感触地从柜子里拿出了一盒早餐燕麦片，问我：你说，这盒燕麦片我们农民能得到多少钱。我当时刚去完位于威斯康星州的一家大型农民合作企业——有机谷（Organic Valley）调查，读过他们的资料，也读过华盛顿一家研究机构的报告，知道农民总体上从食物价值分配中得到5％左右。

　　Gary见我给出了比率，就拿起自己的计算器摁起来，结果是——1.43%!

　　他告诉我，这盒美国人最常见的早餐食品，在超市中至少卖3.5美元，而出售燕麦的农民，只能从中得到5美分！早已经讶异于食物利益分配不合理的我，听到这一结果，又再一次讶异了：是什么因素，让我们公认的食物生产者——农民，只得到全人类每一个人每天都要付出的庞大食物价值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如果作为世界现代农业样板的美国如是，多年来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岂不更加如是。

　　实际上，伴随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食物结构的变迁，消费者在食物上的花费越来越多，农民得到的食物价值却越来越少。根据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服务部的数据，以1970年不变美元计算，美国消费者在食物上的花费在2000年超过了1970年的30％。但是，30年间增长的这30个百分点食物消费，不仅没有转化为农民的收益，农民在这一过程中，收益反而在大幅度下降。在2000年，美国农民获得的收益，不足1970年的80％。两相比较，差距扩大为50个百分点。这50个百分点的食物价值，到底去了哪里？

　　若我们研究一下食物价值的支付结构，可能就能将一双“看不见的手”，清晰地拉出来。由此，我们也会逐步理解，1950年以来，美国一半以上的家庭农场走向破产兼并的原因。

　　我们大部分的，实际上几乎是全部的食物花费，都并非给了农民。这意味着，伴随越来越多的金钱移入全球食物体系，农民所得到的金钱，却不断地受挤压而减少。加拿大Saskatchewan省农民，前加拿大国家农民联合会主席Nettie Wiebe说：“当全社会对食物的原材料生产大打折扣时，这只是对农民大打折扣，甚至视其毫无价值的第一步。”换言之，一个社会如果连农民都不尊重了，还会尊重他的食物吗？

　　食物美元（food dollar）衡量食物消费者支出的每一个单位的美元，最终流向了哪里，主要用来衡量食物价值的利益分配。1910年至今，美国的农业投入份额大体在10%~20%之间波动，这部分投入为种子、农药、化肥、机械等生产性投入，代表消费者为食物的初始生产成本所付出的价值。但食物的市场份额却由1910年的45％左右一路上升，在1997年达到75％左右。而一直作为食物生产者代表的农民（中间部分，farm share），1910年还能获得近40％的食物价值，到1997年，下降到8％。根据有机谷提供的资料，2006年下降到5％左右，而此时市场份额部分已经高达81％！由于美国的农业投入品供应商和食品加工商，通常隶属一家大公司，或有联盟关系（我们会在今后的专栏中详述），被产前成本和产后价格两把钳子夹在中间的农民，在食物价值的分配结构中，所占份额只能不断地降低。资本化食品体系对农民的挤压，由此可见一斑。

　　在每一个食物美元中，农民仅能获得5美分的份额！这样的结果，让人不可思议，但也颇为无奈。而且，从趋势看，农民在食物份额中所占比重，还在一步步收窄。以至于舒尔茨语境下的美国理性小农，可能因为逆向淘汰机制，不断地因为经济考虑而破产、转业，或者被其他农场兼并，从而数量不断减少；而恰亚诺夫和斯科特语境下的小农家庭农场，则不断地退守一隅，勉力维持生存，因为留给他们的食物价值，是很清楚的农民家庭生存成本，当家庭生存成本都难以维系时，他们不得不加入了卖出农场，逃离农村的行列。

　　实际上，如果我们看恰亚诺夫、斯科特和黄宗智对苏联、东南亚和中国农民的实证研究，就会知道，小农家庭农场的生命力，因其仅仅维持消费所需的经营目标和独特的经济核算机制，比产业化农场要顽强得多，但在美国，他们却因经济因素无法解释的原因，被打败了，直至无法生存，相继被逐出市场为止。在本专栏的第二篇，我们将接着谈这些要么变大，要么走人的美国家庭农场。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作者就农业问题2007年在美国进行了一年的访问，并在美国中北部的明尼苏达、威斯康星和艾奥瓦三州，做了为期一个月的农场调查。项目研究得到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06BaZH015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7CJY063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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