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深圳一名云南籍打工仔因与老板发生工资纠纷，造成全身烧伤。而“先救人后交钱”的深圳民营山厦医院因为在伤者身上花费73万元巨资，导致400余员工发不出工资，无奈之下，院方向法院递交了诉状，要求判令曾承诺“全力抢救，钱不是问题”的云南省政府和深圳平湖街道办“兑现承诺”，解决医疗费。日前，法院已正式受理此案。（据《南方都市报》报道）

　　据报道，有人对此颇感惊讶，认为“一家民营医院状告省政府，并获得受理，这在中国审判史上是很少见的。”但无疑，这样的惊讶今后会越来越少。随着中国法治的推进，在法律地位上，不管是哪一级政府，和公民个人以及法人之间，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发生利益纠纷，不管谁将谁告上法庭，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其实，此案中，真正值得惊讶的，不是一家民营医院将异地省政府告上了法庭，也不是法院依法受理了案件，而是为何一个省级政府机构，面对一个特殊病人的救治费用问题，竟也无法及时兑现公开的口头承诺。

　　省政府不会拿不出73万元医疗费，原因或许在于，在现有的体制下，这部分费用可能“师出无门”、“名不正言不顺”。其实，本案绝非个案性的诚信问题，在它的背后，是一个普遍性的医疗救助保障机制缺失的问题。

　　在本案中，医疗费用首先应该由其雇主负担，因为按照法律，其雇主有责任为其购买医疗保险等。但长期以来，流动人员尤其是农民工普遍存在着医疗和社会保障缺失的状况。这样，发生意外伤亡事件，人们自然会把责任推到政府身上。首先是其务工所在地政府的责任，在哪里纳税，就应该在哪里享受社会保障；而其原籍所在地政府，法律上却未必应该承担责任（当然，对本案而言，其当初对医院的承诺另当别论）。

　　更普遍的问题还在于，对于很多流动人口而言，极可能成为“三无病人”。所谓三无病人，就是那些或无身份、或无亲属朋友、或无交纳医疗费用能力，只能让医院垫付治疗费用的病人。据了解，针对类似本案这样没有支付能力的重症病人和“三无（无姓名无职业无住址）”的紧急病人，如果在公立医院治疗，所拖欠的医疗费用将可能有财政专门的项目支付，而一旦是在民营医院治疗，将很难获得财政拨款。

　　但即使在公立医院，由于缺乏应有的制度保障，大部分对三无病人的治疗费用还是要医院承担，导致一些医院对他们的救治一切删繁就简，用药能省则省，很难尽到足够的努力。

　　而在一些医疗保障体制健全的国家，虽然存在百分之十几的国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但一旦他们有急病重病的时候，任何医院都必须全力救治，绝不允许敷衍了事。救治不及时出了问题，还可能要吃官司。当然，这种制度不可能让医院无偿奉献，而是其背后有完善的医疗救助体系做支撑。首先是由企业提供雇员的医疗保险，这部分占绝对主流；其次是公共医疗计划：一是医疗保健，给老人提供医疗服务；二是医疗补助，给穷人提供医疗服务。这里所谓穷人的定义，是生活水平刚刚超出贫困线以上。另外，许多地方政府给孩子提供了免费的医疗保险。

　　无疑，只有建立健全的医疗全覆盖体系，医院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治病救人；同样，有了类似的制度保障，各级政府才不致为一个病人束手无策，甚至被诉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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