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在战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兵书无一不讲到这个问题。《孙子》说：“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并把“将孰有能”放置在“主孰有道”以下的第一个位置上进行论述，是“较七计”中的第二个计。《吴子》中专门写有一篇叫《论将》的，《孙膑兵法》写有《将义篇》，诸葛亮写有《将苑》的，等等。
　　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强将手下出强兵，一将无能累千军。狮子率领绵羊的部队，能够打败绵羊率领的狮子的部队。三国时，曹操、袁绍共讨董卓，议论如何取天下，袁绍认为，靠军事实力，曹操则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曹操说的智力就是人才。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古来明君贤将总是把物色人才作为谋事的首位问题予以考虑的。周文王为求将，甘当姜太公直钩上的鱼，周文王在吕尚的辅佐下，赢得了兴周灭商的胜利；刘备为求将，甘心三顾茅庐，与“山野村夫”结下鱼水之情，这位诸葛先生对构筑三国鼎立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工厂腾习也需要“将”。军事家在战争中逞雄，企业家在发展商品经济中展示风貌。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我国经济政策的战略目标，是富国富民的根本出路，它呼唤企业家诞生。如果说企业是商品经济的细胞，企业家则是这个细胞中的细胞核。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是活跃商品经济的激越因素，企业家在这个竞争环境中搏击风浪，在这个优胜劣汰“死生之地”的环境中磨炼成长。

　　企业之“将”干什么?迎接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挑战。是驭手，驾驭企业“骏马”在竞争的疆场上拼搏；是舵手，驾驶着企业这只航船扬帆远航。舟大者任重，马骏者任远。企业需要企业家运用新谋略，拓新产品，拓优服务，拓宽市场，拓高效益，开拓企业新面貌，为国家发展做出新贡献。

　　战争需要良将，办企业需要好的企业家。企业的良“将”，可以造成企业的新天地。这样的例证太多了。1981年，太原电解铜厂硅车间面临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个车间国家投资约100万元，自投产起到1981年，不到5年的时间，累计亏损却达190万元，该厂领导“调兵遣将”，请抚顺、上海等地的老师傅来帮助也无济于事，最后起用了一位在那里当临时工的农民管事。就是这位毛遂自荐的小卒子武吉龙(1987年已被评为僵最佳农民企业家)采用承包形式包经营，使这个车间起死回生。这位农民企业家还承包租赁了其他两家亏损国营企业的车间，同样获得成功，这位农民企业家5年中为国家盈利530万元，创汇600多万美元。

　　欲治兵者，要先选将。什么人可任企业家，有关企业管理的书中有种种说法。有的出专著以论述，如“企业领导学”，“厂长学”等。看到一篇文章，说企业家应该具有如下素质：探险家的精神、科学家的思考、哲学家的思维、组织家的才干、政治家的度量、军事家的果断、艺术家的想象……。这样的说法虽有参考价值，但似乎有点失之于理想化，也没有回答企业家主要素质是什么，有失之于“高大全”之嫌。

　　用将要尚贤，墨子说：“尚贤者，政之本也。”何谓贤，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有解释，说：“惟才德皆备皆贤士也。”又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兵书对“将”的标准有说法，《孙子》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吴子》说，“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搞生产经营的应具备什么条件呢?战国时白圭在讲了“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的话后，提出了自己的用人观，说“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效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白圭的用人标准是智、强、仁、勇，这标准大致同孙武讲的智、信、仁、勇、严差不多，这是古人的议论。现代人，日本学者，占部都美把兵法的用将说融合到现代管理中去了，他写了一本书叫《怎样当企业领导》，他就是用孙子所提出的“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来讨论企业家素质的。

　　下面几节就让我借用兵法用将的一些说法，循应《孙子》、《吴子》观点，从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着眼，来议论企业家的将德、将才、将的风度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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