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于经济的规制或管制不可避免地造成某种程度的垄断特权。一些大厂家、大企业和大财团为了获得超额利润和规模效益必然要在寻求经济特权上加码投注。经济上的大赢家往往是善于在政治上投资的寻租高手。大厂家、大企业和大财团在政治寻租上的投资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风险投资。

即便是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很多带有垄断性质的行业也是要由政府规制决定企业准入的。西方国家的黑金政治基本上都与金融、电信、传媒、能源、资源、地产、军工等政府准入规制程度较高的行业领域有关。对于西方国家的政府要员和政党魁首来说，与大厂家、大企业和大财团之间的权钱交易就是他们无师自通的政治经济必修课。

在社会主义国家，谋求特权的政治经济程序就更为复杂和微妙。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为私有经济发展提供机遇。能够做大的私有经济主大多是善于利用政治特权的创业者。在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草根创业、海归创业和下海创业，只有充分借助政治力量顺势而为才能把自己经营的企业做大做强做好做长。

跨国公司更是在世界各国进行政治寻租的高手。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投资不仅高度重视该国的经济政策，而且善于利用上层公关为自身的业务发展获得特权。哈默利用他与列宁建立的特殊关系在苏联开展对外贸易使他成为著名的美国红色资本家。安利公司总裁曾经为改善中美经济关系在美国积极开展院外活动，作为政治经济回报中国政府也对安利公司的在华直销业务给予了特惠关照。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交易使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国家拓展业务获得特许。

跨国公司的国际贸易和外海投资更是国际政治发展的巨大动力。欧盟的建立可以追溯到欧洲煤钢联盟及其欧洲重工业的跨国联营。美国的国际战略也离不开美国跨国公司的背后推手。国际经贸也和国际战争一样是国际政治的继续。在国际政治和全球政治的舞台上，“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这一基本原则同样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潜台词。跨国公司发展业务不仅要研究与业务密切相关的技术和经营问题，国际政治和国际公关也是其拓展国际业务不可或缺的致富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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