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您的《细节决定成败》一书十分畅销之际，我们也听到了一些相反的论调，比如有人说：“中国企业所犯的最大、最普遍的错误是战略错误，而更可怕的错误是我们的企业家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所犯的错误，而一直在细节上找原因。”对此，您如何看待？ 汪中求：我的态度是“不争论”，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发明就在于此。芸芸众生能做大事的实在太少，多数人的多数情况只能做一些具体的事、琐碎的事、单调的事，也许过于平淡，也许鸡毛蒜皮，但这就是工作，是生活，是成就大事不可缺少的基础。现在的情况是，中国不缺少雄韬伟略的战略家，缺少的是精益求精的执行者；不缺少各类管理制度，缺少的是对规章条款不折不扣的执行。中国人不缺勤劳，不缺智慧，缺乏扎扎实实做好每一件事的精细作风。这一点，对于刚刚进入市场的中国人来说尤其重要。记者：但灌输“细节决定成败”这样的理念却非易事，是不是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

汪中求：与国外企业相比，我们喜大厌小、忽视细节，甚至歧视细节；与古人相比，我们也要粗糙很多。我时常从文化根源上找原因，反思我们的文化。但要调整一个人的思维很难，文化上的问题更难解决，调整一个人的行为却相对容易。我认为“细节”是慢慢长出来的，所以，灌输理念也必须从具体的行为细节入手，绝非易事，但必须求真务实。

记者：您把眼光盯在细节上，“苛刻”地对待他人，对自己是不是也一样“苛刻”，甚至“吹毛求疵”？我们很想知道生活、工作中的汪中求是否是“细节完人”？对照您的书来看，汪中求是否言行一致？

汪中求：我自认为自己是“中智之人”，智商平平，但我的意志力和自控力却有过人的一面。我曾经这样说自己，“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吃得比猫少，干得比牛多”。

我说过，“才人因傲而败，常人因惰而庸。”作为常人，要戒惰，要自律。我曾任一家公司的CEO，当时公司很困难，公司董事会问我有什么管理高招？我一句话都没说。一年时间，该公司的年销售额上升了23%，公司兴旺发达。人们又问我有什么管理高招，我还是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不是故意玩深沉，而是找不到一个让他们满意的“高招”，因为我抓的都是迟到、抽烟、开会关手机之类的“鸡毛蒜皮”.当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在细节上尽善尽美，自然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做到，也没有必要。我们谈细节，更多针对工作，针对合作而言。

记者：听您言谈，能感觉到您的气度，您是意志坚定的人吗？您的意志力从何而来？

汪中求：贫困是我上的第一所大学，我的家乡在江西九江的湖口，我把它叫作“糊口”。1979年我16岁之前，很少吃过一顿饱饭。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我早上两趟往返4公里外的乡政府（当时叫公社）挑化肥，挑回160公斤化肥，挣得6分4厘钱，只能买两斤冬瓜或萝卜。在这种极其贫穷的情况下，我的人生有两个选择，要么被打倒，要么发奋冲出去。我选择了后者。

这十多年农村生活是人生财富，我家乡的三个老师用他们不同的方式给我教益。我上的是“新中国私塾”，家乡人用柴米油盐请来了吴集瑚老师，我每年交的学费是5两油、5斤大米和50斤柴禾，吴老师仅仅初中毕业，但他是“不懂教育法的成功的教育者”，因为他成就了我律己的能力和自学的能力，小学5年，在极其单调的学业面前，我将所有的课本都倒背如流，我没有学过美术、音乐、体育，但我学会了专一地做一件事情。我曾经练过8年的武术，老师叫郭先赐，他是民间武术教头，开始练武术就是蹬马步，一蹬就是三个月，在农村茅厕的木板上蹬马步，常常累到极限而跌坐在茅坑的横板上。九江的冬天最冷时也有零下六七度，这样的温度下，我练武穿的衣服都能拧下汗水来，而且每每穿着这样的湿衣服倒在水泥地上竟然能睡着，因为累到了极点。我想，我承受压力、蔑视困难的能力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我大学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析〈过秦论〉中的“叩”字》，将论文题目定得这么小，就像分析一个细小的细胞，难度非常大，我那时有“被挂在悬崖上”的感觉。我想，选这样的题目是受了家乡另一个老师的影响，他叫刘文约，能算上当地的名人，但十分低调，尤其十分精细严谨，我拜在他门下，一个字、一个词的错，刘老师都毫不含糊地纠正。注意每件事的细节，把该做的事情做到位，刘老师很早就教会了我。

记者：陆游说：“书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您的书是躲在书斋里编出来的，还是躬行诸事有感而发？

汪中求：我写书的自我评价是“战士描绘战场”，当我做完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回首“战场”，那时感慨良多。我的书是“功课积累文章”，就是把做事也当作做功课，一点一点地积累。搞企业管理，所有经手的企业都是“试验田”，就像药品推出必先经过临床一样，我的书也是经过“临床”的。我有时也把自己的书看作读后感，是对老子“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解读。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从简单的事情做起，从细微之处入手，一心渴望伟大、追求伟大，伟大却了无踪影；甘于平淡，认真做好每个细节，伟大却不期而至，这就是细节的魅力。一个人的价值不是以数量而是以他的深度来衡量的，成功者的共同特点，就是能做小事情，能够抓住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做到位。

记者：其实，苏东坡对老子的话也作过解读，他说：“始知真放在精微。”艺术家把这句话看作金科玉律，“精细”是前提，“真放”是目的。

汪中求：我同意这个观点，就像学生练字要用描红本一样，没有那样的规范训练是写不好字的。

记者：但描红不是最终目的，“真放”出个性风格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我相信汪先生不是那种只拘泥于细节而不谋大局的人。：您如何来评价自己？

汪中求：我成立了“精细化管理研究所”，准备为中国的中小民营企业提供一些管理格式化的东西来，这在中国企业发展中是谋大局的举措，我们搞的“格式化”是由许多细节组成的，如果搞得成功，企业“跟着我们一起做”，那样就是不一般的影响了。

我曾经是一个勤奋的学生，现在是一个懂管理的商人，将来希望成为一个有造诣的学者。

记者：国学大师陈寅恪是江西九江人，您的同乡，您是想成为他那样的十分纯粹的传统学人？

汪中求：陈寅恪是国学大家，我等不能望其项背。就管理学而言我也不可能成为那种书斋里的学者，必须与企业同呼吸，做一个没有书斋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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