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的中国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中国30年改革的经验可总结如下：

　　一、从满足多数人的迫切需要出发推进改革

　　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体制改革本身，也不是为了发泄对传统体制的不满，更不是仅为了实现领导者或个别精英或外国某些学者个人设计的某种理想蓝图，而是为了解决广大民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中国，历经多年内乱，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人民生活非常贫困，人民自主选择空间很小，当时多数民众最迫切的需求是解决温饱问题，解决自主选择权问题。此时，面临生存压力最大、占总人口比重最高的广大农民率先对传统计划体制发起了挑战，他们从自身的迫切需要出发，开始探索以争取经营自主权和“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为特色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探索就像一把威力巨大的尖刀插向了计划经济体制，随即引起了巨大的连锁反应。很幸运的是，这时坚持走实事求是路线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掌管国家机器，他们应时世，顺民意，承认并引导了广大农民发起的这场变革。紧接着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进行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放权让利改革等改革无不是以满足人们利益和权力为着眼点和出发点的。

　　很明显，与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改革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所形成的先验观念出发来推进改革，而是尊重多数民众的自发选择，从满足多数人的迫切需要出发来推进改革。而且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动态的，随人们需要的变化而变化。这无疑是中国改革经验的最重要方面。

　　二、充分调动多数人的积极性推进改革

　　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民是中国人口的绝对主体，占总人口的80％以上，而且农民是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衍生的城乡分割体制的主要受害者，因此农民是计划体制改革的主要依靠力量。中国的体制改革正是充分依靠了国民的大多数——广大农民，从农村率先取得突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改革的重心逐步转移到城市后，又通过放权让利和推进承包制等改革，调动了城市人口的主体——广大企业员工参与和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为了调动海外华侨和国外投资者的积极性，各级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使海外华侨和国外投资者成为推动中国改革的又一支重要力量。

　　为了不过早过多地触动计划经济体制既得利益阶层的权益，避免引起各阶层之间的明显冲突，减少改革阻力和社会震荡，中国的体制改革主要在增量上做文章，主要寻求“帕累托改进”，这又调动了一部分人参与改革的积极性，至少是使其默认改革或不阻碍改革。因此，中国在体制改革上建立起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形成了一个具有合力的“改革集体行动集团”，充分调动了多数人推进改革的积极性。

　　三、采取合理的改革规则和策略

　　国内外学者大部分是从这个角度来总结中国改革的特点和经验的，如“渐进改革说”、“整体推进、局部突破说”、“体制外改革说”、“增量改革说”、“边际改革说”、“双轨制改革说”、“局部特许改革和试验推广说”、“经济改革和稳定优先说”、“竞争优先说”、“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说”等就主要反映了中国改革的规则和策略。

　　中国采取的独特改革规则和策略可以概括为：一是“先易后难”或“先外围后核心”，具体表现为先从计划体制的薄弱环节农村突破再扩展到城市改革，先发展非国有经济再深入改革国有经济，先进行经济改革后推进政治改革，先建立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后深入进行产权改革，先推进承包制后推行股份制等；二是“先试点试验再逐步推广”，如先在特区和实验区进行试点试验，鼓励部分地方先行探索，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向全国推广；三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先实行双轨制，再逐步过渡到单轨制，以此减少阻力，寻求合力，维护社会稳定，在稳定中寻找突破的机会；四是计划经济旧制度的打破与市场经济新制度的建立相衔接，一边拆房一边建房，而不是不顾一切地“推倒重来”。

　　这种改革策略反映了一种实用主义哲学，而不是理想主义哲学。事实证明，制度改革也不能有“致命的自负”，不能过多搞太超前的理想设计，采取“休克疗法”，而是要充分依靠广大民众，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稳步向前推进。

　　四、在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逐步增加的过程中协调推进改革

　　计划经济体制或市场经济体制绝不仅仅是一个干巴巴的体制，而是一个由组织、规则及与其相辅相成的人和知识共同组成的有机体。计划经济体制的退出，绝不仅仅是将原来的组织和规则推倒就可实现的，而是必须在改革组织和规则的同时，改变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人和知识。同样，新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的成长，绝不仅仅是建立一套新的组织和规则就可实现的，而是必须在建立新组织和规则的同时，培育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人和知识。体制改革的过程，也就是新人力资源和新知识资源培养和形成的过程，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非短期内可以速成。“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此。组织、规则（可称之为制度资源）和物质资源可以短期内宣布“市场化”，但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则不可能在短期内靠宣布就可实现“市场化”。

　　所幸的是，中国采取了务实的渐进改革并适时配以整体协调改革的战略思路：在逐步改革计划经济组织和规则、建立市场经济新组织和规则的同时，逐步改变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人和知识，培育和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人力资源和新知识资源。也就是说，在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逐步增加的过程中协调地推进了体制改革，这就符合作为有机体的新体制逐步生成的规律。因而，中国改革没有出现关键要素之间相互断裂的情况，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五、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协调推进改革

　　体制改革不能“单兵突进、孤军深入”，而必须以促进发展为目的，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协调推进，即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协调推进改革。体制改革本身只是手段，通过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才是目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手段，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协调推进改革，就能避免为改革而改革。部分苏联东欧国家之所以在体制改革上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改革而改革，忽视了改革的发展目的，没有在发展中推进改革，以至出现了“有改革、无发展”，甚至在改革的过程中发展反而倒退的现象。

　　而中国的改革则始终以促进发展为目的，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围绕实现“翻两番”等具体发展目标来推进改革，如果发展效果不好，宁愿暂停改革或调整改革思路。因此，从改革初期开始，中国的发展目标就一直十分明确，而改革的目标模式则是在发展中逐步摸索成型的。具体来说，中国的改革进程始终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一方面体制改革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反过来促进了体制改革。同时，中国将改革与开放（国际化）紧密结合起来予以推进，一方面通过改革为开放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开放促进改革，故改革与开放始终是一体的。

扩展阅读

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