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发展战略
一、全球化、发展战略和战略产业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产业体系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以改革开放为动力，顺利实现了人均GDP翻两番的战略任务 。今天的中国已经走出了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正以新的面貌迈进新世纪。 我们面对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1990年代，前苏联体系崩溃，冷战结束。当今 所谓“全球化”趋势，实质上是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世界市场 的形成。 过去的20多年，也是全球信息技术革命的时代。发达国家飞速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加速经济扩张，带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重新配置、带动 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不同程度地处于垂直分工体系的下游 。正在无情地拉大着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实力的距离。全球经济一体化，在相当大的 程度上，是一场以少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 我国即将加入WTO，这意味着我们将在货物流动、资本流动和国内服务市场方面大幅 度降低对本国产业的保护。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变动和调整，将进一步受世界范围的“比较 优势”力量的影响和冲击。这将在21世纪内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 要因素。 跨国公司大举进军中国市场，大批建立三资企业，对我国产业产生的效果是双重的— —“既扩大了产业市场空间又压缩了市场空间、既引进了资金和（“适用”）技术、又阻碍 了自己的（先进）产业和技术的发展”。不论在各产业内，还是从宏观经济结构的意义上 ，都是如此。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全球化对我们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这句话。 从宏观上看，我国整体经济将可能被动“融入”国际经济。发达国家打着“经济自由化 ”的旗号，利用他们的经济技术实力强权，竭力要我国解除产业保护屏障，把我们的产业 结构纳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锁定在产业低端环节。本着对国家负责的 态度，我们宁可把挑战和困难的严重性考虑得充分一些，准备得更充分一些。 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企业依附于政府、地方部门分割的体制至今没有实质的变动， 造成我国产业大而弱的局面。在产业规模、技术开发能力、跨国营销能力方面，远非跨 国公司的对手。分割细碎的产业面临被跨国公司分头合资并入他们的跨国分工体系的前 景，我国50多年建设形成的产业分工体系，面临被跨国公司分头整合的危险。通过产业 整合、回应挑战成为当务之急。 在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竞争日益国际化的形势下，全面防御坚持民族产业是 不明智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就要求在关系到全局战略利益的产业领域，坚持国家控制 和扶持。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产业结构的升级，从来就不是单靠市场力量能够解决的。发达国 家（包括最崇尚自由竞争的美国）尚且要依靠产业政策的力量，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追赶 目标，更没有理由放弃产业政策和国家对战略产业的支持。片面信奉自由贸易和比较优 势信条，放弃有限产业保护和产业政策的武器，只能亦步亦趋跟着发达国家走，放弃建 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长远战略目标。 加入WTO在即，客观地看，我国一些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骨干产业，现有的技术基础、 产业组织、技术创新能力、管理体制以及精神状态等等，还远远没有做好应付国际竞争 的准备。这一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不可掉以轻心，要振奋精神，埋头 苦干，奋起直追。 产业发展和升级：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 一国的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 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工业化”是经济发展所谋求的主要目标，也是经济发展的核 心内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消化—扩散—再创新，也就是将国际先进产业技术本国化 的能力，从根本上决定了产业发展的命运。发展中国家要快上，实现追赶战略，就要解 决好本国产业的长远发展政策问题。 从全球分工的角度看，在任何时点上，各国的工业发展程度、技术水平总有先后高低 之分。工业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各国争取产业结构（这里主要是指由技术水平决定的 工业结构，不讨论一二三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向更高端发展的竞赛。这就象马拉松赛 跑，谁能跑到前面，谁能后来居上，这取决于运动员的潜质和主观努力的程度。 自200多年前的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前有美德意日，后有韩台东盟，产业结构的升级 ，特别是决定国力水平的产业，如原料能源、装备工业、新兴高科技工业或与国防工业 （我们在这里可以把它定义为广义的“战略产业”）的发展和升级，是大多数后发展国家 曾经和正在追求的目标。我们20多年来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激发微 观经济活力，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都要以这个目标所转移。这也是全体人民长远福利 之所在。我国百年积弱，从140年前开始办洋务、图自强，这个道理本来是无需赘言的。 所以，我们说“发展是硬道理”，实际上就是说，国家产业发展（尤其是战略产业）的 生存、发展、赶上世界水平是硬道理，是经济发展的最高目标之一。我们的各项经济政 策，包括改革开放政策，最终都要服从这个大目标，而不是其他的什么子目标。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能力，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关键 目前衡量国家经济发展的成绩，评价一国的综合国力，通常采用GDP、人均GDP的增长 和一二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等指标。但是，所谓“综合国力”，更多地包含着产业结构、 产业的技术含量的内容。“综合国力”是通过国家间经济、技术、军事实力的相对位置而 显现的。一国经济在全球分工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取决于国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内 在动力和实绩。这才是所谓“综合国力”的核心，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要解决 的核心问题之一。一个国家，只有高度重视、积极培养本国的技术能力，提高自己的技 术储备、产业组织和产业控制能力，才能在长期的产业/技术发展竞赛中把握主动，才能 有发展的后劲，才能获得持续健康的发展。 有的学者简单用“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作为促进产业发展条件的评价标准（其逻辑 根据，就是发展单纯取决于开放竞争的程度），这至少是片面的。综合国力的提高，归 根结底取决于本国产业在全球竞争的动态过程中，内部的发展活力（综合技术及经济要 素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取决于企业竞争力、产业竞争力的提高。适宜的竞争条件（而 不是“龙王与乞丐比宝”的竞争条件），是促进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而非充分条件 。 我国工业化将长期面临“二元结构”和全球化的双重压力 我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资源紧张。13亿人口，9亿农民。改革开放20多年了，城市 化率只达到30%。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发展当前和今后几十年面临的基本问题，还是实现 基本的工业化、城市化的问题。人口基数太大，决定了这个过程十分缓慢艰苦。一般预 测2030年，我国将达到16- 17亿人口，假定从现在起，城市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2030年农村人口还有6.6亿， 离基本的工业化目标还差好大一截。这就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点，是要充 分发挥低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以现代技术武装的传统产业作为我们产业发展的主要方 向。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不容否认的另一面问题是，当今世界，技术发展太快，国际上产业的快速变动和 升级，对我国经济形成强大的升级压力（所谓“落后就要挨打”），等不得我们先把初级 工业化的基本问题解决之后，再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第二阶段——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技术含量越高，要求知识和产业的积累越厚，而“高技术产业是用钱堆出来的”。这样 ，我们就不得不在现有“二元结构”的局面维持相当长时间的前提下，同时解决传统意义 的工业化和追赶国际技术进步的产业升级这两个基本任务。这是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 样的地方。对于资金、技术、企业（产业）组织管理水平相对落后的我国来说，这确是 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自由化浪潮 我们面对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体系崩溃、冷战结束，经 济自由主义风靡全球，经济全球化以国际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为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过去的20多年，也正是西方世界以信息电子产业的革命性突破为代表、带动各产业技 术飞速进步的时期。新的技术革命伴随着少数发达国家实现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 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经济全球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场以少 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1] 所谓“全球化”，实质上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世 界市场的形成，是使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地成为原材料的供应国和处于垂直分工体系的 下游（装配厂、轻工产品的生产）。发达国家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风起云涌的跨国兼 并和跨国公司的兴起，正在无情拉大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技术实力的距离。 跨国公司的兴起 冷战的结束，国家间经贸往来自由化程度的大幅度提高、从而使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在 世界范围内寻求低成本资源、组织“近市场生产”成为可能。各国之间激烈的技术竞争和 技术的高风险，不断抬高研发成本，以致企业的规模优势越来越重要。近20年来，发达 国家企业兼并风起云涌，规模越来越大，富可敌国，产业集中度越来越高。以致有人认 为跨国公司的国籍“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民族国家已经不再是有意义的经济活动单元” 。 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数据，1983～1989年，全世界跨国投资额年增长28.9%，是全 球出口增长速度的3倍。1990年代中期，全世界有3.7万个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拥有20 万个工厂和3/4的民间技术发明，雇佣着全世界非农业雇员的10%，跨国公司的总产值相 当于全球GNP的25%～30%，相当于非农业贸易的60%。[2] 近年来美国的海外投资企业，全球年销售总额相当于美国出口总额的4倍。 企业跨国化的另一面就是本土市场的国际化。1993年，世界最大100家企业中，一半 以上的企业海外销售额超过销售总额的50%，48.4%的销售和37.8%的资产在海外（UNCTA D1993）。从单纯为出口生产到全球范围内分工生产，是跨国公司的重大变化。过去主要 通过国际贸易体现的比较优势，越来越多地通过跨国公司内部的跨国分工体系实现。[3] 跨国公司向后进国家地区的投资，是服从于他们的全球竞争战略的，对东道国来说， 外商投资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兼有接受技术转移和受其技术控制、扩张国内市场和挤压 国内民族企业市场的双重作用。[4] 实际的利弊究竟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谈判地位和东道国自身的产业发展目 标、政策的考虑。 一般认为合资是引进技术的最好形式之一，但有关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权威理论认为 ，办合资企业恰恰是防止技术“外溢”的手段。直接投资不牵涉设备和专利的转让，减少 了被仿制和扩散的机会。即使技术转移到母公司以外使用，也是牢牢控制在隶属本企业 的海外子公司内。所以跨国直接投资这种形式的出现，其目的之一恰恰是为了防止技术 外泄或失控，维持对技术的垄断。[5] 所以，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尽量采用购买专利、技术合作方式引进技术，重视技术 的吸收消化和扩散，重视提高本国技术能力。 跨国公司投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将东道国制造企业整合在自己的跨国经营体系内， 其负面作用，是降低东道国制造业的产业关联度，形成对东道国产业的控制（产权控制 、技术控制、营销渠道控制），使之成为其全球产业链条中的下游组装厂（或零部件生 产厂），使东道国产业对跨国公司依附性愈益增强。 西方主导的自由化及其本质 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把“全球化”描绘成全球的和谐发展，似乎这是人类走向大同的必由 之路。这是十分错误的。 我国为加入WTO，已经承诺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比例、国产化率、技术转让等 限制条件。这对我国的产业体系构成什么样的挑战，是值得认真研究对待的。 1996年底和1997年2月，WTO先后签订了2000年信息技术产品零关税和开放电讯市场的 全球性协议。信息技术产品零关税的结果是后进国家难以抵挡发达国家的全球竞争，开 放电讯市场，将带来电讯业世界范围的寡头垄断。而且WTO的下一个目标是全球开放金融 市场。[6] 据报道，美国正在寻求建立包含有更严厉地限制发展中国家扶持本国企业的条款的国际 投资多边协议；WTO条款中，包含有限制发展中国家政府资助产业内科研开发的条款。可 见，我们为改善投资环境所真诚提供的“国民待遇”，在西方的真实含义，原来是要解除 东道国对民族产业的保护扶持政策，好让跨国公司顺顺当当地占领市场。 今天西方鼓吹的自由化，和亚当·斯密时代的“自由化”一样，是服务于维持发达国家 为主导的、以全球垂直分工体系为主要特点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这个自由化要求发展中 国家放弃发展民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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