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在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两国领导人认为，发展中日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对亚洲的稳定和经济融合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胡主席“暖春之旅”前几天，中、日、韩和东盟13国财政部长一致同意出资至少800亿美元筹建共同外汇储备基金，以抵御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在国际金融市场危机有不断深化、蔓延之势的背景下，东亚外汇储备基金有助于显著增强东亚各国抵御投机性货币攻击的能力，御危机于国门之外。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不公正的症结之一在于国家货币(主要是美元)担任着国际货币的角色，美国由此不仅得以凭借不兑现纸币占用了世界其它国家的巨额实际资源，这笔巨额国际“铸币税”对美国经济的繁荣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美国的货币政策变动时常诱发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危机。

　　东亚是全世界外汇储备最多、外汇储备对GDP比率最高的地区，换言之也就是向美国缴纳无形供赋最多的地区，在另外几个方面承受的损失也最大：东道国支付较高收益率吸收的外资大部分以低收益美国政府债券形式回流，要承担利差损失。而且，流入新兴市场的资本以储备资产形式回流发达国家，还开辟了一条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相互作用的通道，通过自我强化机制加剧了新兴市场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假如成熟市场的动荡导致利率下降，资本为追逐高利率而流入新兴市场，但结果是70%以上又重新投入成熟市场，对成熟市场的利率施加了进一步下降的压力，导致成熟市场资本进一步流向新兴市场，如此循环不已。相反，一旦新兴市场资本流动逆转，其中央银行开始出售储备资产中的债券，就会对成熟市场利率施加向上的压力，从而加速新兴市场资本外流。一旦东亚统一货币能够问世并与美元、欧元鼎足而立，亚洲就大大提高抵御美、欧货币政策变动冲击的能力，并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和公正性。

　　东亚金融合作利益之重大与其波折之多、进展之迟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早在1995年9月，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就曾倡议创立亚洲国际清算银行，但这个倡议当即被冰封。即使在1997年金融危机充分显示了开展区域金融合作的必要性之后，东亚金融合作仍然一波三折，从日本政府在1997年9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提出1000亿美元“亚洲货币基金”构想，到此次13国敲定东亚储备基金规模，竟然过去了11年。坎坷如此，固然有美国从外部阻挠之故，但美国得以阻挠，前提也是东亚区域内部存在众多矛盾和分歧，致使外部势力有机可乘。

　　促成国家间的区域金融合作，不仅仅是利益，更需要的是胸怀和眼光。历史已经书写过这种“胸襟”诞生的艰难和实践的长久惠泽。为了争夺制海权和国际贸易的主导权，1652—1674年间英、荷两国发生了三场战争，荷兰舰队曾经将战火一直烧到泰晤士河上；但在18世纪的多次危机中，荷兰银行却得到了英格兰银行和伦敦各私人银行的鼎力相助，后者并非出于什么利他主义动机，而是认识到英国的繁荣依赖于荷兰的经济，荷兰危机加重会切断英国的资金来源。法、德两国从“三十年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积累了两百余年的恩恩怨怨，战后却携手成为西欧一体化的最坚强轴心。国际间没有永恒的对手，只有永恒的利益。东亚各国必将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他们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共同利益终将压倒利害冲突而推动东亚金融合作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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