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转变进程中的社会保障问题》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讨论关于中国的社会保障和保险非常专业的问题。对于这样的一个专门的问题我非常缺乏研究，所以组织者跟我讲，25分
钟的时候，我想对于有研究的人25分钟时间太短，而对于我这个没有特别研究的人25分钟的时间太长，我用不了25分钟的时间，我扼要地就这个问题谈一下我们的看法。

　　我们现在讲中国的保障和保险问题，人们比较集中关注的是没有钱，我们国家穷，所以保障水平低，我相信这是一个事实而且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对于我们国家这样一个特殊的发展历史阶段来讲，与其说中国的保险和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数量上、资金不够的话，不如说更重要的问题它不是一个总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结构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结构问题我归纳了一下，我们现在有八个方面的结构在急速变化，这八个方面的变化对中国的现在的社会保障和保险问题都提出了尖锐的挑战。第一个结构变化是所有制结构，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国有制比重从90％左右急速下降到不到40％。非国有制的比重迅速上升，无论是资产上，资本构成上还是GDP的比重上。这个变化意味着中国社会承担社会保障和保险的责任主体发生着根本的变化，由过去的封闭财政主导型的国家承担相当大的保障和保险责任，现在转化成一种高度分散的社会的市场性能，这个变化带来的利益摩擦和背後的制度要求是相当尖锐的。

　　第二个变化，我们国家资源配制结构的变化。资源配制方式的变化，我们从计划经济急速地转变为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尽管部优各种各样的判断，最乐观的是一个博士做的成果，预计现在达到69％，这说过外国人听，我们非常渴望西方人认为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了，所以我们要估算高一些。不管高或者低经过25年的改革，市场已经成为我们配制资源的基础性的力量，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资源的配制方式上，政府配制、市场配制、行政配制和分散的企业去配制，这样的一个配制方式的结构的迅速改变，对于我们中国的保障和保险问题必须了新的挑战。市场配制资源的价值趋向在于效率，效率一定意味着风险，这种配制方式的变化，意味着保障和保险问题在中国尖锐起来。

　　第三，产业结构变化。工业化加速是中国不争的事实，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内容主要还是实现现代的工业化，真正完成现代工业化。工业化迅速的产业结构的急速提升带来一个突出的保障和保险问题是控位与失业并存共同存在的难题。产业结果变化越快，孔也与失业的问题并存，发达国家是发生在后工业化时代的，而中国是发生在工业化时代的，事业与空位并存。全国总工会有一项调查，49％的下岗职工是因为结构问题，不是因为总量，不是说没有这样的岗位，而是说这个产业不行了，这个产业作为夕阳产业，这个产业的工人被历史折旧掉了。是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如果发生在后工业化时代，人工投入比较密集的社会解决起来难度小，但是发生在我们的工业化没有完成的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社会可能更加尖锐。由于产业结构急速的变化，导致了类似保险的失业保险的这些问题的尖锐化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第四，城乡结构的变化，中国的城市化相对于落后中国的工业化。安全中国工业化的水平中国的城市化应当更进一步地提升，城乡结构的变化使得我们二元的社会保障体制的转化要显著地提速背後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是我们很难想象的，过去广大的农村没有纳入现代社会保障和保险体系的。我们过去的广大农村的居民给他的基本保障就是那块土地，老了找这块土地说话，有病找这块土地说话，你的孩子将来要结婚找这块土地说话，等等就是这块土地。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土地制度，城乡制度的急剧变化，使得我们长期制度歧视的城乡分割的保障保险体系面临着崩溃，至少面临严重的冲击，这怎样办。

　　第五，人口结构的变化。李扬博士也特别提到了，他说银行解决不了老龄化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银行的产品可以解决人老了以后的保险问题。老龄化在中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虽然我们现在出生率比较高，这个问题相对不如发达国家，前一段王梦魁（音）主任讲到一个例子，说日本出生率下降，300年以后日本将会只剩下2个人，还不知道会不会是一男一女，我相信不是这么悲观，中国遇到老龄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目前所有的国家步入老龄化是工业化发达以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以后进入老龄化，中国家恰是2030年我们大体上完成以工业化的社会化，但是在2030年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是在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进入老龄化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也可能是遗传因素，东方人长寿？也可能是制度因素， 这个制度特别优越，虽然物质水平不怎么样，但是精神状态很好，所以一个个很快老龄化了。这是一个事实。意味着老龄化带来的养老等等诸种风险在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中给他的支持，不能和工业化发达国家历史上简单地去比较，有我们的特殊性。

　　第六，关于区域结构。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地区、不同省份之间区域之间的差别非常大。这种差别像现在讲的深圳的人均GDP应当是超过五千多美金了，上海应当是超过四千多美金，北京是三千多美金。但是我们知道，与其同期存在的还有贵州等等这样水平非常低的一些省份。不仅水平低，中国现在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发展水平越高的地方发展速度越快，而发展水平越落后的地方，经济增长速度也越慢。贵州水平最低不说，贵州的速度这些年来平均3％，我们全国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25年是9.4％。意味着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中国区域之间的差别是在扩大，这种差别扩大的情况下，可是社会保障导致的人员的流动和人口本身的社会性，保障的社会性和他的公平性和区域之间的发展的严重差异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样又怎么办，这需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还是地方之间的协作来解决？是通过市场的办法还是通过行政的办法来解决？我相信，这对于一个小国，这个问题不存在，对于一个均制的国家这个问题不存在，对于我们这个非均衡的多元的大国这个问题非常尖锐。

　　第七，收入分配的结构。一个是收入分配方式的多样化，收入分配水平的差别化。毫无疑问，收入分配本身的变化就是产生高风险的一个来源，这种收入差别和收入方式的多样化，水平结构的多样化又使得中国的保险和保障任务本身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更加严峻。中国是一个人口的大国，中国任何一个问题，13亿人都没有小问题，1％的贫困人口的保障问题出现问题的话，1％集中起来相当于欧洲一个中小国家的全体人口，如果他要跟你闹起事来怎么样？你有多少的正规部队去镇压能够平息的？不可能。这是一个中国极特殊的情况。

　　第八个方面结构，我们的开放的比重，或者国际化的程度。这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对于社会保障和保险问题来说，这种开放程度越大，同时是中国经济滞后，至少产生一个问题，使得中国居民对于保障和保险的预期早熟，虽然我们国内没做到，但是看到了人家做到的是什么水平，虽然我们没有采取这样的制度安排，但是他体会观察到了别人是怎样的一个制度安排，他会回过头来要求他的社会做出这样的安排。这种冲突恐怕不是封闭社会可以想象的。

　　中国急剧的结构变化，至少这八个方面的结构变化使得中国现阶段的保障和保险问题有了极其特殊的历史的阶段性和它的尖锐性，以及它的严重性。正因为这样，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恐怕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技术问题，甚至不是一个单纯去发展中国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业，虽然非常重要，但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行业问题、产业问题，是一个全面的社会转型的问题。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一个全社会转型这样的历史高度来共同认识，共同对待，共同承担、分担相应的责任。

　　怎么解决，至少四个方面的措施值得关注。第一，在解决这个过程当中，要妥善地处理国家、市场、企业、居民这四个方面的关系，从制度安排上。解决中国现在的保障和保险问题从制度安排上首先处理国家、企业、市场、居民四者的关系。中国的转型保障既是政府的责任，在体制转型过程中如果政府推卸责任，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愧对历史的，如果光靠政府是不可能的，因为是市场化的过程中发生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如何核心地安排这四个方面，千万不能出现相互推卸责任的局面，这是体制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第二，结构升级和处理保险问题的长期化问题。这种结构变化，我们现在的工业化加速、市场化加速的时候，无论是体制结构还是产业结构变化都非常快，加快的变化值非常高，一般来讲结构变化是缓慢的。农业劳动力的下降比重多少年下将10个百分点，可能很多年。但是GDP数量变化是短期非常显著的，一年可以增长10％。严格讲，体现发展实质最为关键的是结构变化，结构变化是长期的缓慢的。但是恰恰在中国，现在的结构变化无论是体制还是产业结构，它迅速加速，是个长期问题，我们短期里迅速变化使得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非常仓促。这个问题不仅我们，发达国家，工业化加速和后工业化加速的时候都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工业化加速的时候，他的分配的差别，他的结构的失业，不惜用两次世界大战的代价消解这些问题，我们现在不可能发动殖民战争解决我们遇到的结构急速变化的社会冲突。结构本身的变化应该是长期，但是我们恰恰是短期的急速变化，中国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上一定要建立在激素加速发展。

　　本身是发展中体现的问题，长期发展的矛盾和短期发展中的矛盾如何对待，科学的发展观真是要拿出我们的民族智慧对待的问题。第三，我们安排经济制度来解决中国的保障和保险问题，一定要树立制度的权威性，而制度的权威性很大意义上要靠法，中国现在恰恰是法制秩序正在培育中，并不完备的社会。最重要的是对公共权利他的法律约束，一个民族的法制化的进展的机制，不在于你对老百姓立了多少法，而是在于对公共权利对当官人立了多少的法。保障和保险问题是一个长期的信用问题，是一个社会的承诺，是一个约定。在遵守承诺里面最根本的是国家和政府要恪守承诺，不能放弃责任，不能这任市长答应的二十年以后市长不认了，不能说这任总理答应二十年以后的总理不管了。这要求不是一般的行政约束，要求有稳定的法制，特别是对政府的承诺一定要有法律的约束。第四，法律制度能解决多少的问题？很多经济学家说，制度能解决20％的问题就不错了，80％的问题恐怕靠经济法律问题解决不了，要靠人的本身，人区别于动物是道德。尤其在中国保障和保险这个市场上从事各种交易行为的，无论是保险公司，还是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也好，道德的秩序建设，围绕着诚信这样的一个道德核心道德大厦构建我们中国的市场道德秩序是不可豁缺的。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转型社会最容易出现的是道德无政府状态。既不忠诚也不讲信任，讲的是放纵，这就麻烦了。

　　中国保险在市场行为，在未来到底对我们的社会有多少诚信的交代，有多大程度上值得人们信任，这个确实是我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社会矛盾。光靠法律制度恐怕不能解决问题，要靠很多的道德，可是道德有多少的力量呢？钱的问题能使多少人自觉呢？人们讲道德恐怕要依靠法律，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保险市场上，如果你的欺诈行为发生了，从法律制度上一定要让他付出足够的成本，使他由此获得的收益远远低于他由此可能产生的风险，这样人们才能更普遍更理智地对待。中国的保障和保险问题与其说是一个总量钱不够，不如说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结构变化发生的问题，处理它与其说是保险业和保障事业的问题，不如说是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法律共同关注才可能真正解决的问题。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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