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听说牛根生害怕他的“民族品牌”落入外资之手，流泪了，当时就很不是滋味：这么多肾结石的患儿和家庭遭受巨大的痛苦，没听说他负荆请罪，自己的“民族品牌”要给别人控股就流泪了，实在可笑。
　　过了好些日子，刚看到《东方早报》报道，说牛根生出来辟谣了，“他解释称，所谓‘万言书’中所说的股权事件只是老牛基金出现问题，有3%—4%的蒙牛股权质押在外国银行，因为想做慈善事业，每年花几千万，钱不够用了。而蒙牛公司本身没有发生财务问题，蒙牛账上还有将近20亿元现金。”看了这条新闻，我变得哭笑不得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老牛太牛了。

　　这个高调的辟谣可以说传递了两条信息：一是我们蒙牛有的是钱。尽管有三聚氰胺事件，对蒙牛并没有造成特别了不起的打击，至少账上不缺钱，底气十足的架势;另一方面昭示老牛道德风范高，现在还不忘做慈善事业，到处广布恩泽。

　　按理说一个亿万富翁宣扬他热衷慈善是值得鼓励和褒扬的好事情，一个社会有更多乐善好施的富人，绝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不过在三聚氰胺尘埃未定之时，老牛就宣扬他如何做慈善事业，总有让人心里不是滋味。这要从牛根生的慈善事业之路开始讲起：2005年1月，蒙牛集团宣布，牛根生先生与家人捐出全部股份，创立老牛基金。这和他们老牛家的牛群号称“裸捐”一样都引起了巨大社会反响。但之后这个基金真正在公益领域的作为却乏善可陈。成立之初，老牛基金就以向全国公安系统英模献爱心的名义，一次性向公安机关捐款200万元，很让人怀疑其打着慈善的旗号搞政府公关。之后的一些捐款也多有和政府合作，并把捐款和蒙牛集团的营销活动相结合的嫌疑，比如2007年搞的商业味很重的“NBA FIT篮球训练营”。

　　当然，我们也不能太苛求牛根生，在中国由于公民社会起步较晚，一些企业家虽然也进行公益捐助，有些急功近利是普遍现象。但牛根生这次的表现却不能用总体性的理念落后来开脱了。那些可怜的孩子们的手术费用目前是由政府支付，也就是由广大纳税人买单，但是乳品企业应负的责任如何体现?难道就是舍得花钱在中央电视台打广告吗?

　　为这些孩子和家庭做些什么，本来留给了牛根生们很多将功赎罪的机会，让他们的余生能够获得良心的安宁。德国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家著名制药公司推出的镇静药康特甘(Contergan)同时有缓解早孕反应的作用，很受孕妇欢迎。但后来发现它有严重的副作用，新生儿畸形比例很高，特别是四肢的残缺。联邦德国由于康特甘致残的案例在5000—10000人之间，1968年1月，亚琛市检察院向该市高级刑事法庭对康特甘致残案提起公诉，被告人是公司所有人、公司科研总监、总经理等，起诉罪状为故意伤人罪、过失伤人罪及过失杀人罪，312位受害者参与诉讼。1970年4月，受害者律师与该制药公司达成和解，制药公司承诺拿出1亿马克建立“残障儿童救助基金会”。1971年12月联邦议会通过相关立法，确认该基金会为公法机构，隶属于联邦妇女与青少年部，专门救助可能由于康特甘致残的儿童。之后又有政府、公司和社会各界的追加投资，截止到2008年10月，总计金额达到约35亿欧元。

　　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像老牛基金这样的“慈善基金”，对受伤害的孩子们做稍微一点点表示，这实在是整个社会的遗憾。如果牛根生们还在漠视那些结石儿童和家庭的痛苦，却又宣称要做什么绿色公益、慈善事业，既是对慈善精神的亵渎，也是对公众智商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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