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药剂还是手术刀？

毫无疑问，在危机时刻，政府应动用一切法律赋予的手段，尽快稳定金融市场。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必须是临时的和应急的，而不是长久的和常规的，要防止将救火式的政府干预制度化。政府可以为市场交易提供担保，改变游戏规则如限制卖空，向金融机构注资，或者将商业银行国有化，但在采取这些非常措施之前，政府必须做出明确的承诺，一旦金融系统恢复正常，政府将立即退出市场。这个承诺必须是可信的，也就是公众能够监督执行的。

在这一点上，香港特区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作为堪称典范。为了保卫联系汇率制，港府于1998年夏季入市干预，大量购买恒生指数股。在联系汇率制的危险解除后，港府成立了盈富基金，将危机期间买入的股票卖给香港公众，政府退出市场，兑现先前的诺言。

令人担忧的是，陆克文总理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社会民主主义者要“重新塑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全面哲学框架，它既适应危机时期，也适应繁荣时代”。如果这意味着危机管理变成繁荣时代的常规，政府在危机时期获得的权力延续到正常状况下，就将对经济的效率和社会公正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从哲学上讲，陆克文先生的逻辑也不能成立，扑灭澳大利亚山林大火和管理悉尼歌剧院毕竟不是一回事，不可能遵循同样的原理。现代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具有迷惑性，原因之一就是用危机来论证常态下政府干预的合理性。

金融救援的第二个原则是以改革与重组为目标，只有同意和准备进行重组者才能得到政府的救助。世界各国政府在当前的金融救援中，多以维护信心为目的，它们没有看到，恢复信心的关键是恢复微观经济单位的财务健康。金融机构必须进行业务、资产和财务的重整，以便尽快降低负债率。同样，家庭也必须削减消费，增加储蓄，无力偿还按揭贷款者，不得不丧失他们的房屋。资产-负债的调整越早到位，信心就恢复得越快。社会民主主义者没有勇气对选民讲实话，在许诺迅速复苏的同时，政府花钱缓解民间的眼前困难，刻意营造虚假太平的氛围，回避痛苦的改革和重组，推迟了复苏所必需的结构调整，延长了经济衰退期。

拯救金融体系的第三个原则是被救助者必须分担救助成本。政府注资商业银行，原有股东的权益就被稀释；政府接管金融机构，原来的高管就要下台。对于次级按揭的债务人，他们也应该为自己的决策失误付出代价，否则将使原本就存在的社会公正性问题变得更为严重。次按债务人可以拿到政府的补贴，信誉良好和正常还款的家庭得不到任何帮助，这岂不是变相的奖劣惩优？如果确无还款能力，只能破产，正确的政府救助应该是增加破产后的补助，而不是输血以阻止破产的发生。

金融救援要坚持原则，因为任何救助都会带来棘手的“道德风险”问题，即市场参与者因有政府兜底而放松风险控制，采取更加激进的投资策略。金融的系统风险归根结底在于市场参与者识别与控制风险的能力，而不是陆克文先生所指责的自由交易和复杂的金融创新；风险归根结底是“道德风险”，而不是产品风险。如果投资者自已丧失了控制风险的激励，简单的产品也可能大幅增加系统风险。郁金香很容易理解吧？一样造成泡沫。房屋是再普通不过的商品了，看得见，摸得着，价值的计算也不需要复杂的数学公式，可房地产市场上依然是泡沫不断。

陆克文总理只谈救援，不谈重组，在资产-负债失衡未得到纠正的情况下，经济复苏的希望在哪里？陆先生又捧出了他的神奇政府。

凯恩斯主义的神话

陆克文总理自视为罗斯福总统和凯恩斯的传人，要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创造需求，将经济拉出衰退。可以预见的是，今天的财政刺激如同历史上的罗斯福“新政”，除了为凯恩斯主义的失败增添新的案例，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拉到选票，不会再有其他的效果。

从1933年开始实施的罗斯福 “新政”并未结束“大萧条”，“新政”下的财政开支虽然大幅增加，但没有显示出扭转乾坤的刺激作用。请看以下数据与事实:美国的真实GDP直到1939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失业率则在1931年跃升到16.3%后，一直保持在两位数的高位，迟至1940年方从一年前的17.2%降到14.6%。在大战正酣的1941年，失业率总算降到了一位数——9.9%。结束“大萧条”的不是罗斯福“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超高的军事开支。将经济的恢复和希特勒的战争联系在一起是令人尴尬的，功劳于是就被记到了罗斯福头上。

如果 “大萧条”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再看凯恩斯主义在日本的实践。日本经济于1980年代末进入衰退，政府也祭出了凯恩斯主义，执行了多达13个财政刺激计划。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财政赤字对GDP的比率每年都超过了5%，其中有七八年超过了10%，但日本经济仍不见起色，GDP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左右，并多次出现负增长。当前的金融海啸来袭时，尽管日本不是重灾区，经济却第一个倒下，2008年4季度，GDP同比萎缩了12.7%！由于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日本的国债从1990年占GDP的60%增加到现在的160%以上，政府已无力再举债。除了自民党在首相走马灯式的更换中勉强保住了政权，凯恩斯主义留下的只是停滞的经济、残破不堪的财政，以及更加暗淡和遥远的复苏前景。

从逻辑上讲，凯恩斯主义的失败乃题中应有之义。从1930年代的“大萧条”、日本1980年代末的泡沫破灭、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今天的全球经济危机，所有这些大动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崩盘之前的异常繁荣，而且十有八九都是信贷支持的繁荣。如同吃了激素的儿童，可以透支营养和体力，在一段时间里加速成长。但信贷激发的景气无法持续，一旦信贷中断，灾难立即降临。衰退是对畸形繁荣的偿还，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正是基于这一信念，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和哈耶克预见到了“大萧条”，虽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准确预测灾难发生的时点。为了缓解停用激素带来的痛苦，凯恩斯主义建议恢复激素的供应，这就是它的逻辑，这就是它必定失败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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