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财政政策的失败，在于无法带动民间开支。从大学的经济学教科书可知，财政政策的作用取决于所谓的“乘数效应”，政府花一块钱，民间跟着花一块钱，乘数就等于2。乘数越大，财政政策越有效。实际上，乘数效应不过是凯恩主义的一个障眼法，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忽悠”，如果私人部门愿意花钱，就不需要财政刺激了，之所以推出财政扩张计划，就是因为民间的投资和消费意愿不足，财政乘数命里注定不会很大。

的确，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世界各国的财政开支乘数平均等于1，换言之，政府支出对私人部门几乎没有什么拉动作用。这个结果没有丝毫意外，既然在萧条之前的繁荣中，私人部门已超前地进行了投资和消费，他们怎么可能再跟着政府增加支出呢？产能过剩的中国外向型企业会因为政府修铁路而增加投资吗？为债务所困扰的美国家庭会因为奥巴马建医院而增加消费吗？萧条期间，民间不愿花钱，并非由于凯恩斯所讲的“野兽精神”，而是从“野兽精神”回归人类精神，休养生息，从揠苗助长的狂飙突进，理性地回归自然增长状态。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为什么要推出刺激计划，试图恢复往日的虚假繁荣、延缓甚至阻碍回归的进行呢？

凯恩斯认为萧条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今日西方经济的问题恰恰相反，是未来收入的透支和有效需求的超前满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西方各国都会在偿还旧账的压力下生活，无论政府如何刺激，需求都难以反弹，拉动世界经济走出萧条，唯一的希望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对于刺激这些国家的需求，凯恩斯主义仍是药不对症。

中国的人均GDP尚不足3千美元，即便用购买力平价计算也不到1万美元，和美国的5万美元相差甚远，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很大的空间，而且不同于阮囊羞涩的美国人，中国居民的需求有二十多万亿储蓄资金的支持。如何将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的购买力？对策不是政府花钱，而是打破僵化体制的束缚，释放民间的能量，激发市场的活力和私人部门的创造力，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一再地证明了这一点。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外部需求的疲软和国内的宏观紧缩政策相重合，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下降到7%左右。1998年，中国政府推出了财政刺激计划，但真正扭转经济增长下行趋势的，却是同年的住房改革和2001年的加入WTO。取消政府福利分房，将住房推向市场，这项改革一方面释放出巨大的商品房需求，另一方面创造了无数的投资机会，房地产投资当年就从前一年的负增长反弹至15%，随后又上升到30%左右，并带动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进入了上行通道。2001年加入WTO后，在国内、国外的强劲需求拉动下，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七年的繁荣。

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并非需求不足，而是需求受到限制和压抑，二十多万亿的居民储蓄和接近50%的储蓄率说明不是没有能力消费，而是不敢消费。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不是政府投资基础设施，而是充实社会保障体系。除了物质产品，我国企业和家庭对服务的需求还远未得到满足。以金融为例，全国80%的中小企业没有金融服务，对7亿农民的金融服务基本上是空白。医疗卫生、电信通讯、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媒体娱乐，到处可以看到需求的潜力。政府应该做的，不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开支，而是解除管制，降低和取消行政性准入壁垒，像十年前的住房改革那样，开发和培育市场，释放需求，依靠13亿民众的力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西方的金融危机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实体经济的结构、市场和价格机制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更为基础的力量，宏观政策充其量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或者寅吃卯粮，而卯粮之昂贵，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现在是终结凯恩斯主义的时候了，是宣告皇帝没有穿衣服的时候了。

首要任务是管住政府

在度过了经济萧条后，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陆克文总理呼吁建立国家和全球的监管体系。对于市场失灵论者，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结论。然而如前所述，金融海啸起于错误的货币政策，新监管体系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管住美联储。

奥地利学派主张金本位制，即货币发行以一国的黄金储备为基础，用黄金保有量约束货币供应总量，实际上等于剥夺了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权力。这一制度的优越性显而易见:从根本上避免了货币的滥发和通货膨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金本位还有另一好处:自然地实现了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在世界黄金产量不变的情况下，获取黄金的渠道只有国际贸易顺差，贸易盈余国黄金储备即货币供应的增加等于逆差国货币供应的减少，全球货币供应总量保持不变，不会再出现各国中央银行竞相发钞、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在金本位下，美国也无法再利用美元的国际地位超发货币，通过美元贬值向世界各国转嫁自己的财政负担。

芝加哥的货币学派担忧，如果黄金产量跟不上经济增长的步伐，就会出现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一样，通货紧缩破坏了价格的稳定，因此也是不可取的。货币学派建议实行纸币制度，但同时一再强调制定货币发行规则的重要性，例如货币增长等于真实GDP的增长，用规则来限制中央银行在货币发行上的自由裁量权。

虽然存在着货币制度上的分歧，两个学派一致认为，必须制约中央银行，因为中央银行家和我们每个人一样，都免不了要犯错误，普通人的错误影响一个家庭，中央银行家的错误遗害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格林斯潘卸任时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央行行长，才过了几个月，就在金融海啸的风暴中变成了危机的罪魁祸首。人们发现他的错误时，大祸已经酿成。

中央银行决定货币发行还有可能造成另一系统风险，那就是持续的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无论东方或西方的政府，或者因为财政入不敷出，或者因为大选在即，都有着强烈的多发货币的冲动，通货膨胀因此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它深植于各国的政治体系中。尽管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一定的制度保证，但仍不可能完全摆脱政府的影响，金本位或者固定规则提供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管住货币发行才能管住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的源头，陆克文总理对此避而不谈，反而将全球信用的泛滥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归罪于放松管制。我们在上面已经讨论过，流动性过剩的根子是低利率，如果美国的情况还不足以说明这一点，陆先生不妨研究一下日本。1980年代，日本在金融监管上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变，市场上也鲜有创新产品，在日本央行长达十年的减息周期中，基准利率从9%降到了2.5%，终于造就了举世闻名的金融-地产泡沫。陆克文总理当然不会关注日本，他的兴趣和利益都在管理市场，通过管理市场，实现他的政治目的。

然而美国的经验证明，政府管市场，越管越乱。次级按揭的泛滥产生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得益于美国政府的大力提倡。“让更多的美国人拥有自己的家”，在这个温馨而激情的口号下，对于按揭贷款标准的降低，监管当局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纵容态度。联邦政府成立了“房贷美”和“房利美”等机构，允许它们以政府信用在金融市场上操作。在政府和国会的多方支持下，“两房”不断发展壮大，到危机前夜，已占有房贷证券化市场的半壁江山。住房自有率是政治家拉选票的工具，次级按揭是用银行的钱给选民送好处，不花政府分文，何乐不为？期望政府管住次按，无异于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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