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连罪”，这个旧时代莫须有的罪名，似乎又在拆迁问题上阴魂不散。

　　据1月1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称，在江西丰城的一场打着“旧城改造”旗帜的拆迁中，许多与被拆迁人有亲属关系的公职人员被告知：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说服其亲属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否则将被采取组织措施”，在这场拆迁补偿与市场价格悬殊的拆迁中，有人被停职，有人被威胁停发工资。

　　毁你仕途，停你薪水这种手段的威慑力不言而喻。问题是，还不管你是不是拆迁户，只要与你挂上亲的拆迁户成了“钉子户”，那么，就得让你先尝尝被钉子扎的强烈痛楚。株连手段以其与现代法治与文明极度相悖的野蛮力，成为丰城拆迁中一台横行无忌的机器。

　　在丰城，一位退休前曾担任过领导职务的拆迁户，被告知：如果再不签协议，有关部门会对其以前任职期间的情况展开全面调查，“总能查出些问题……”而那些与被拆迁户有亲属关系的公职人员就有新的身份——拆迁责任人，他们在“组织措施”，承担着对亲属的“做通工作”。一边是切身权益，一边是亲人前途，许多人为此一筹莫展。

　　毕竟，在中国这个有着悠久传统历史的国度，亲情伦理有着强大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也维系着和谐、幸福与稳定等等内容。拆迁株连，利用的恰恰就是这种亲情伦理的力量。当公权以极其扭曲的手段突进到私权领域，当“组织力量”被异化成裹挟民权的工具，这一切所产生的威力将有多大，我们谁都不难想象。而这一切，从根本上讲，还是法治的莫大悲哀。

　　众所周知，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尽管确定契约精神与权利理念将成为时代必然的诉求，但它却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伦理与文化的因素，将会在漫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成为烙在契约与权利的文本边上的重要印记。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我们可能在法律文本上确立了公民应享有的权利，但是，有一些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恰恰就是绕过法律的选择，而选择亲情伦理的路径，来最终达致对公民权利进行剥夺的目的。

　　江西丰城的拆迁株连就是这样的。尽管《物权法》已经从纸面走进生活，但它却改变不了拆迁户们的劫难。拆迁补偿与市场价格明显悬殊，明显损害了拆迁户的利益，这时候，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博弈，本应该完全置于法律的语境下来进行，然而，当地政府却大搞株连，迫使拆迁户在亲情伦理资源的影响约束下，“自愿”签字，接受不公平的契约条款。面对这种情形，相信，《物权法》是一脸无奈的，而所谓的“公共利益”界定也失去了基本的意义，公权力为侵犯私权利制造了一条新的“通途”。

　　尽管拆迁株连为公权掠夺提供了方便，但它却掩蔽不了这种手段本身的封建“人治”的本质，它明显有悖于这个时代的法治精神。毕竟，公职人员的权利是由法律保障的，他们的任免也必须符合民主的程序正义。然而，在这些拆迁株连事件中，我们却看不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影，这本身也再次印证了，正是因为民主决策的缺位，权力才会如此不受制约，成为脱缰的野马。

　　拆迁株连事件，是一面镜子，它实际上昭示着当前权力与权利博弈愈显复杂化。它让我们看到，公权力可以通过充分调动公共资源与伦理资源，来显示其强大的威力。要想避免公权力失范，以种种途径来对权利进行威胁与掠取，民主就不能缺位。民主是个好东西，只有让它真正发挥出约束力，才能让一切权力与权利的博弈，沿着法治轨道来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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