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庆祝自己50岁生日时宣布，其数百亿美元巨额财富将捐献给社会，不会作为遗产留给子孙。他认为，“巨额财产可能会宠坏自己的孩子，会助长他们不思进取。”

与之相对比，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其所获捐赠的70%都是来自国外和港台，中国国内企业家的捐赠占比还不到15%。冰火两重天的巨大差距，使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中国的企业家为何如此吝于捐赠？

大连万达集团总裁王健林认为，中国企业家之所以“表现不佳”有三点原因：“一是捐赠还要强行交税。中国现行的税收制度是不鼓励企业家进行捐赠的，企业家捐赠的款项越多，所缴的税也就越多，企业家们当然不愿意去花这个冤枉钱。二是缺乏相关捐赠制度。企业家捐赠以后，他的企业得不到应有的扶持政策。三是社会舆论环境不好。社会还没有构筑一个良好的评价机制，对企业家的捐赠行为进行褒奖。”

王健林认为现在的社会舆论有些颠倒是非，“企业家捐赠了，就会有人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追求一种心理平衡。”王健林举例说，曾经有一位企业家公开表示要向教育事业捐款，结果立即遭到了舆论的嘲笑，认为他过分炒作自己。后来他不得不放弃捐钱，因为“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捐出去不仅得不到赞扬，还被讽刺……何况，中国比我富有的人多得是，大家都不吭声，我出什么风头？”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声闻面对同样的问题总结了“四个缺乏”：一是企业家缺乏积极的捐赠理念，这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二是企业家捐赠缺乏一个高透明度的捐赠平台。三是目前的慈善组织缺乏公信力。四是社会缺乏一个宽松的环境，有些企业家因为怕露富，而选择不捐款。

旅美经济学者、北京中美-美中企业商务中心主任温跃宽分析认为：“我国很多企业家发家致富本不是通过合法途径，一露富，势必会被社会方方面面关注，只会加快使自己露出马脚。而那些靠劳动和合法途径致富的企业家们，也受传统的‘富不外露’的观念影响，害怕树大招风，招惹更多的强制或半强制捐赠的麻烦，更不愿意招惹税务局的注意。此外，中国腐败现象严重，善款的去向以及使用不够透明也导致企业家难以捐赠。”

说到善款不能善用，《南方周末》就曾经揭露过“希望工程”的1亿多元捐款被挪做他用，炒股票、办公司，甚至连找“三陪小姐”的花销都作为“工作费”报销。

中国企业家吝于慈善捐赠还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有关。许多企业家都想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下财产，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白手起家，生活得太辛苦。于是把财富尽可能多地传给家族子孙继承或管理。这样的选择让一大笔财富失去了慈善的机会。

采访中，有一种观点引起了《新财经》记者注意，被采访的企业家认为，在日常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过高的关系成本让自己有一种“被剥夺感”，这让他对慈善事业提不起半点胃口。

众所周知，中国企业家们与各类主体交往时要消耗大量的交易成本，其中要属与政府部门交往的隐性关系成本最高：虽然《行政许可法》早已实施，但在政府与企业关系协调上，诸多潜规则起着实际作用，使得企业的“润滑成本”居高不下，这导致非慈善性质的交往成本替代了企业给予社会的慈善成本。

企业家愿意通过慈善行为与社会沟通，这一责任感的实践表达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企业家对自身生存状态要基本满意。如果一切都按规范制度办事，企业运营成本自然会大大降低。反之，隐性成本过高的企业家就会产生强烈的排斥心理。指望一个带着强烈“被剥夺感”的企业家内生出“利他性”的慈善行为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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