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的《青年时报》以《副厅长强烈建议：鼓励拿来主义》这样醒目的标题，报道了浙江省政协委员、省科技厅副厅长罗卫红的提案内容。罗委员称，浙江作为经济大省，高新技术产业比例却远低于广东、江苏等省份，产业层次及附加值都处于长三角的末端。2006年，浙江制造业人均附加值为76052元/年·人，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14130元/年·人。然后提出，企业自主创新要发扬拿来主义，走出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子。

　　罗卫红列出的数据令人吃惊，不禁为浙江的民企命运捏一把汗。照这样发展下去，浙江要实现“民营大省”到“民营强省”的转变困难重重。据我所知，浙江的民企发展确实已经到了拐点，生存还是死亡，是个严峻的问题。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在06年11月5号闭幕的“第4届中国(浙江)民营企业峰会”上透露，该省民企的平均寿命仅为7年。据该局统计，浙江1988年前注册的私企共7260家，目前还存在的只1078家；1989年注册的私企1035家，目前只剩351家。截至今年9月底，浙江共有私营企业40.27万家。这意味着，该省拥有18年以上历史的民企仅占0.355%，有20年以上历史的更少。（06年11月6日《东方早报》）浙江民企的命为何如此短暂？答案就是，民营企业低成本的竞争策略渐渐失去优势，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优势。

　　罗委员的提案充满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浙江民企的软肋所在，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非常欣赏她提出的拿来主义主张。是的，受制于种种客观事实，要小而散的民企完全靠自主研发新项目来实现产业提升还不现实，明智的办法还是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子。那么，企业该怎样“拿来”高新技术呢？要牢记鲁迅的教导：“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首先是到高校和科研院所去拿。新昌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为什么能在短短的十来年时间从一家投资10万元办起的小企业发展为上市企业，原因之一是从创办之初，老总胡柏藩就利用师生关系，与浙江大学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厂里建起了技术中心，用这一创新载体不断促进高新技术的应用。当日的《青年时报》还披露了省政协委员、中国计量学院副院长蒋家新等几位政协委员提交的提案，建议进一步加强高校在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委员建议，企业与高校可以开展各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联合共建研发中心、实验室、中试基地。真是你有意，我有情，企业主们快去拿啊！

　　其次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各区、县(市)可组织民企代表团，赴国外和国内发达地区开展招商推介活动、举办招商引资洽谈会，推行网上招商、代理招商、专业化招商等多种形式，多渠道引进国内外高新技术企业和高科技项目，特别要吸引能形成“产业链”的高新技术龙头企业来本地投资创业。自己呢，要不断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以此来大力引进国外、境外的高新技术企业、项目和研发中心，提高产业发展层次。

　　再次是学得“刁”些，不妨通过购买、兼并或合作，将境外其他企业和机构的创新成果转化为自己的“内源知识”。这些产权的转移和自行开发一样，都会成为企业自主创新的一种手段。国外一些企业就是靠这种手段来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与此同时，企业可通过重大工程建设，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消化吸收结合起来，逐步掌握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推进重大技术装备的国产化。

　　拿来后，关键还要靠消化，尤其是再创新，这就需要政府出台税收等优惠政策，促使企业舍得花钱，跳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真正走出一条“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新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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