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国在公共服务领域中引入市场机制,教育、医疗和住房便逐渐成为了当代中国的 "新三座大山"。如果说交不起学费顶多不读书早点工作,房子买不起还可以租,日子还能凑合着过下去,对一般人而言,看不起病的后果却仍然是不堪设想。正是由于对不可预期的医疗开支心中没底,民众不得不把工资存起来,造成内需不足,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

　　本周一,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承认,"医疗卫生工作距离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盼还有较大差距",因此中央政府今年将选择部分地区试点医改。

　　这个医改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了三个方面,扩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医疗救助规模、探索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值得留意的是,医改有一个清晰的政策目标:"促进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的均等化"。按照陈竺的说法,这个"健康中国2020"的战略将确保到2020年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一消息令人振奋。

　　医疗水平及其服务的均等程度从来都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去年7月在香港理工大学举办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便以人均预期寿命及婴儿死亡率这两个指标为例比较了中印两国的医疗发展。他指出,在二战结束后的头三十年间,中国在这两项指标上的进步均比印度为快;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几年间,虽然中国在人均预期寿命方面仍有进步,但速度较印度为慢,在降低婴儿死亡率上则出现了农村远远落后于城市的状况。显然,市场机制的引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森据此再次论证了一个在学术界早已没有争议的观点: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社会发展。

　　从理论上看,医疗卫生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病人在竞争环境下挑选医院和医生,由于两者间的信息不对称,病人往往无从作出最理性的选择,成为看病贵的重要原因。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卫生事业中可以有私营医疗部门的存在,但它面向的只会是少数的富人。更重要的是,在医疗市场中,竞争并未能降低医疗费用,反而刺激医疗价格的不断上升。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除美国外,其他大部分国家都推行了不同形式的全民医疗保障,最为成功的要数英国的全民卫生服务(NHS)。二战刚结束,工党领袖艾德礼便是以NHS为核心的福利国政纲击败了战时首相丘吉尔。NHS在1948年正式建立,英国人从此在公立的诊所和医院看病都不用再担心费用问题。NHS相当得英国人的民心,即使是大力推行私有化的撒切尔政府也未能动其分毫,至今仍是工党的一项重要政治资本。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比起很多已经实行了公共卫生服务的欧洲国家,中国更容易在医疗服务上实现规模效益,这是推行公共卫生服务的一大优势。在中国,医院的门诊量非常巨大,尤其是城市中的医院,每天数以千计甚至万计的门诊量相当普遍。经济规模之大,使中国的医院能降低平均成本,这是发达国家的医院所难以企及的。医疗服务是毫无疑问的公共产品,其提供应具有普适性。医改的政策目标反映了中国人对医疗服务的普遍共识,即便是一个公民,无论贫富,都应该有获得医疗保障的权利,这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做到的,也是崛起中的中国可以做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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